禅 · 寺径山古刹：禅茶一味 龙象之地

禅在径山，是儒释道的综合和发展，指导人做一个思想者。特别是临济一宗，主张人的觉悟，主张“丈夫自有冲天志”。它强调人不但要有思想，更要有刚性，做人要“做狮子儿，作狮子吼”，要刚柔并济。

茶在径山，一开始是用来敬佛的。法钦种植并“采以供佛”，这就有了禅茶的结合。到大慧宗杲师傅圆悟克勤的“禅茶一味”时，禅和茶已密不可分。在径山，禅和茶的结合过程中，又受制于《禅苑清规》，由此便形成自己独特的、仪式化的为客人僧侣奉茶的“茶汤礼”， 史称“径山茶宴”。

禅宗本身的普遍化、世俗化特性，使这种茶汤礼走向社会大众、走出国门，以至有了我们今天的“客来泡茶”和“日本茶道”。茶把这个民族养好了，使我们健康地活着；禅教人“具大丈夫志气”，重理性与教养，使我们活得有尊严。而三教合一的理念，让东方人学会更多包容、平等、圆觉。

这是径山对茶饮食茶礼仪的贡献，也是径山对中国文化的贡献。

唐天宝年间，法钦在径山手植茶树数株。从此，径山就开始生产茶叶，并有其独特的炒制方法，称之为“抹茶”。

径山茶早在宋代就闻名于世。北宋翰林院学士叶清臣于宝元间（1039—1040）考察了浙江的许多名茶，尔后在其《文集》中写道：“钱塘径山产茶，质优异。”北宋翰林院学士、著名书法家、茶叶大师蔡襄游径山时，见泉甘白可爱，汲之煮茶。径山茶在宋、元时代与杭州龙井茶、天目青顶茶齐名，被誉称为“龙井天目”，位在“六品”之列，自宋至清均列为“贡茶”。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载：“盖西湖南北诸山旁邑皆产茶，而龙井、径山尤驰誉也。”

唐代“茶圣”陆羽对径山茶曾作两次考察。据湖北“陆羽研究会”欧阳勋等有关专家、学者考证，唐上元元年（公元760年），陆羽“南避胡尘”游抵余杭，初隐苎山，自称桑苎翁，著《茶记》一卷。不久，登径山，偶双溪吴山。是年之秋迁吴兴。唐宝应二年（公元763年）春，他第二次到杭州考察茶事，在弄清钱塘产茶之地和茶叶质量的同时，饱览了杭州风光，顺便写下了《天竺灵隐二寺记》，紧接着又登径山考察茶事，再次偶居双溪的将军山清泉左近，在此挹泉烹茶。因此，后人把这个清泉叫作“苎翁泉”、“陆羽泉”，以示对陆羽的纪念。

径山茶初为供佛，后至请客。请客饮茶还有专门仪式和茶具，名曰“茶宴”。据传，“茶宴”的专门仪式是：献茶、闻香、观色、尝味、论茶、交谈。具体做法是：上宾驾到，请至摆设整洁的并配有诗、画、盆花的明月堂，宾主在茶桌前就坐，司客（寺内专门接待客人的和尚）按盏（先客后主）奉茶，主人接茶行至客前，各注半盏。注茶毕，宾主互相致礼，然后各人举盏闻香，放盏观色，再捧盏呷茶半口，尝味细品，这一动作连续四次。饮完四个半盏后，客人品论茶味，并向主人道谢，主人答礼谦让。此后，司客再向客人注茶，宾主交谈有关事宜。“茶宴”有专用茶具，茶桌上放一精制的茶台子，内有紫砂壶、精制瓷盏、锡制茶罐等。“茶宴”非上宾不予举行。

日本村井康彦所著《茶之文化史》研究认为，“茶道”源于“茶礼”，“茶礼”源于大宋国的《禅苑清规》。仁治二年（1241·宋淳佑元年），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从径山嗣法回国，带《禅苑清规》一卷。后来，圆尔依此为蓝本，制订了《东福寺清规》。《清规》中有程序严格的“茶礼”。“茶礼”在布置讲究的僧堂举行，僧侣必须遵守。举行“茶礼”的僧堂中要张挂宋徽宗、牧溪、赵干、李孤峰、李迪、催白等名家之画，张贴径山祖师无准师范、虚堂智愚的书法墨迹，摆设中国花瓶，泡茶用天目茶碗。毫无疑问，径山“茶宴”是日本“茶道”之源。

径山古刹由唐代宗御旨建造，名望本高。至南宋，大慧宗杲中兴后，成为江南“五山十刹”之冠，丛林崇奉，道俗钦慕，名震中外。而此时日本的佛教还处在刚兴初盛阶段，故其佛教界人士慕名前来径山参谒求学。宋元之时尤为突出，凡来中国的日本僧人，一般都要到径山参谒求学或住学数年。据日本《云游の足迹》载，南宋至明，日本前来中国参究佛学求法的僧人达433人，其中不少得法于径山，是径山的法嗣。

南宋庆元五年（1199·日本正治元年），日本律宗之祖俊芿禅师入宋求法，首登径山，开创了径山的中日交往史。

南宋端平二年（1235·日本嘉祯元年）四月，日本僧人圆尔辨圆登径山，拜无准师范禅师为师，回国后成为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。

南宋开庆元年（1259·日本正元元年）南浦绍明入宋求法，后成为径山四十代主持虚堂智愚禅师法嗣。绍明在径山，不但勤究佛学，而且认真学习径山的种茶、制茶技术及茶宴仪式，并在回国后加以广泛传播。

据《日·云游の足迹》一书载，宋、元时期，中国赴日弘教的僧人有27人，其中属径山弟子的8人，占28.6%。

南宋景定元年（1260·日本文应元年），径山三十四代住持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在兰溪道隆的引劝下，东渡赴日。至元十五年（1278·南宋祥兴元年·日本弘安元年），应日本的北条时宗将军遗书邀请，无准师范法嗣无学祖元应允赴日。到达日本后不日，接任建长寺法席，为第五代住持。

祖元在日本七年，广传佛教，称为“佛光派”。日本北朝贞治二年（1363），后光严天皇追谥祖元，特赐“佛光国师”称号。

元大德三年（1299），元成宗御赐一山一宁“妙慈弘济大师”之号。八月，一宁受成宗之命，与西涧子昙、石梁仁恭出使日本，主建长寺法席，为第十代住持。

一山在日本受到各界崇敬，曾有赞誉说：“宋地万人杰，本朝一国师”。

清顺治九年（1652·日本承应元年），径山第九十代住持费隐通容的法嗣隆琦因受日本慕府的使者古石、自恕两僧之请而东渡赴日。同去者有性融等弟子三十余人。后水尾天皇赐予“大光普照国师”之尊号。

南宋时，抗金名臣张浚任知杭州，聘大慧宗杲禅师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主首。据记载，追随他的释徒多时曾达一千七百人，在径山建有“千僧阁”。宗杲禅师在径山的地位，比建寺的法钦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对临济宗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。宗杲本人是出儒入禅，二教皆通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是个力主抗战的僧人。

孝宗即位以后不久，宗杲去世了，然而孝宗对径山的眷顾并未因此停止。究其原因，孝宗要在径山追求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氛围——三教通融，主战不息。这是供他躲藏的最后堡垒。

人们可以讥笑宋孝宗的救亡努力在物质线程的溃败，但没有人能无视他对三教合一所作出的第一次官方论述。“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”——这是孝宗三论，它是不朽的。三教通融，这是宋孝宗的理想，也是中国文化所修的一个禅。

它于北宋初露峥嵘，而在未来，它有另一个光耀千古的名字——理学。不管如今的世人对它有再多的偏见和谤议，它终归是千年以降中国文化真正的本体。我们在后世知道的“民族文化”，大部分是在这个母本上脱胎。

所以孝宗在径山藏了件东西。并不是什么手书匾额，也不是金银财物，而是一种三教通融的氛围，径山竹亩和僧侣、明月和清泉、山石和禅房，筑成了他的堡垒。这座堡垒里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种子。

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孝宗在八百多年前埋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，民族文化之魂也已扎根在了径山的每一寸土地。如今的径山已不用再背负战争等沉重的包袱，过去孝宗一人的精神堡垒，也已然成为了大家体悟民族文化、陶冶情操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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